记者：此次欧洲行去了哪些地方呢？
郭红梅:主要是法国、德国、西班牙这三个国家，时间是二十多天，从09年的11月底到12月中旬。此行目的主要是进行艺术史考察，我的导师易英先生比较强调在外国美术史的学习中对西方原作的观摩，原作主要涉及古代建筑遗迹，雕塑，架上绘画等。建筑中的教堂是美术史研究中很大的一块。另外，易老师比较强调在学习过程中，要求学生对整个外国美术生成的现实空间以及文化空间的重视——它的民居，街道，服饰等能够反映从古至今历史、社会、文化等演变的活生生状态的了解。

记者：那这个活动是由哪个机构举办的呢？
郭红梅：是《美术研究》杂志社主办的，由德国文化艺术促进交流会发邀请函、接洽，德国巴登堡的卡尔斯鲁厄城发的邀请函，同行的人主要是全国高校的老师、我们学院的硕、博士以及易老师本届研修班的学员。

记者：这些想去的人只要报名都能去么？
郭红梅：人员名单主要由易老师定。

记者：去了哪些博物馆呢？大概介绍一下呗。
郭红梅：很多，大概一共十几个。我们的路线主要是两条：一条是关于这三个国家的重要的美术馆、博物馆，包括国立的和私人美术馆；再一个就是看古代建筑，包括古罗马遗址、以及大量的各种风格的教堂、修道院。

法国主要考察的有巴黎的卢浮宫，奥赛美术馆，桔园，马蒂斯美术馆，夏加尔美术馆，米罗基金会（美术馆），里昂现代美术馆，罗丹美术馆等，因为赶上法国博物馆系统全国性大罢工，所以没有看到蓬皮杜艺术中心，其他几个美术馆不是在我们刚看完就罢工啦，就是在它罢工期间赶上开馆那天再去看。

考察的法国的名胜古迹有埃菲尔铁塔，巴黎圣母院，尼姆的古罗马竞技场，方殿，建于奥古斯都大帝时期的高架饮水桥，阿维尼翁的教皇宫，奥郎日的古罗马剧场，古罗马的凯旋门，梵高疗养院，塞尚的埃克斯的家，还有几个修道院，名字我记不太清了。

德国有卡尔斯鲁厄新媒体互动艺术中心，柏林现代艺术馆等，另有几个教堂和修道院，还去了文化重镇海德堡。

西班牙参观了普拉多博物馆，索菲亚现代艺术博物馆，毕加索博物馆，欧迪森博内米萨博物馆，高迪的圣家堂，米拉之家，巴特由之家，圭尔公园等。

记者：所以整个就是以考察为主，大量去看，是吧？
郭红梅：对。

记者：那参观的那些博物馆、美术馆里面有没有印象最深刻的？
郭红梅：其实印象最深刻的反而是别的，呵呵。

记者：是忘了么？
郭红梅：没有忘，非常震撼，不可能会忘。我们搞外国美术史研究的，不可能像中国美术史研究这样总是很方便的去故宫啊这些地方，我们去国外看都是有很多条件限制的，这次路线设置得特别好，看得比较集中，又有易先生这样的专家为成员讲解相关知识背景，使我们对西方艺术史进行了一次由文本向图像的视觉的转换。也就是说，以前我们接触西方美术史主要是文本的资料，现在是对真迹的考察，包括只能到现场参观的古罗马的高架饮水桥、有奥古斯都大帝全身雕像的奥朗日的圆形剧场，等等，这个剧场现在还能演出。

参观的每一个点都很精彩，也是在预料之中的，再加上之前在文本上比较熟悉，易老师也会经常跟我们讲，所以是去印证、去亲身体验。

记者：所以对您来说，印象最深刻的还不是博物馆、美术馆。
郭红梅：对，我个人印象最深刻的反而是一些人文方面的东西——两个地方的阳光。一个是埃克斯，塞尚的故乡，那里的阳光非常神圣，暖黄色的，很纯净。还有一个地方是图卢斯，法国的另一个小城，那儿的阳光也很有特色，浅玫瑰色的，非常浪漫，象天堂的感觉，也有点象我梦中出现过的伊甸园。

记者：从您的专业角度谈谈印象深刻的东西呢？
郭红梅：那先说教堂吧，在西班牙巴塞罗那我们比较集中地看了高迪的建筑。第一站就是圣家堂，真是太辉煌、太壮观了。非常的另类，建筑史上虽然把它归为现代主义的建筑，我个人觉得它后现代的成分特别强，与我们熟悉的西方文化差距还是很大的。你能看到，西班牙总是出一些怪诞的大师，像戈雅画死亡、委拉斯贵支画侏儒、还有格列柯等，从欧洲文化中心主义看，西班牙的文化、艺术很边缘，也很另类，包括现在出来的一些大师，像毕加索、米罗、达利，他们都有点单兵独将，单打独斗的味道。所以你看这个国家的历史和这个国家出来的艺术大师的风格特征很吻合，跟我们认可的比较经典的西方文化还是有一点差距的，我个人觉得这种差距主要是由于与土耳其700年的压迫、斗争、融合以及西班牙自己特别强烈的宗教信仰感造成的。

其次，我对奥郎日的古罗马剧场比较感兴趣。奥朗日的小城就围绕这个圆形剧场建成，这里留存着唯一一个奥古斯都大帝的雕塑原作。这个剧场现在还在使用中，而且奥朗日小城就靠这个剧场存活，大概在每年的7—9月，全世界的戏剧团体会云集到这里举行一年一度的戏剧节，每年有很多观众会来这里看戏剧节目，奥朗日的全体居民都为这个戏剧节的开幕作准备，大概从4月份开始，忙到7月份戏剧节开幕，随后，小城的居民会参与到戏剧节的狂欢中，9月过后这个小城就空了，居民都去世界各地旅行去了。他们一年基本上只工作三个月左右。我们去时，小城非常安静，几乎没有看到居民，除了一个很小的跳蚤市场上也些人，不过卖家比买家多得多。

记者：那看展览的情况呢？
郭红梅：我们的主要目的不是去看展览，而是看美术馆、博物馆的永久性藏品陈列。但是很幸运，正巧遇上好几个比较好的回顾展。当时在德国卡尔斯鲁厄正在举办这个博物馆建馆20年来的藏品及其所策划的优秀展览的一个整体回顾。卡尔斯鲁厄是国际上著名的新媒体互动艺术中心，按照历史序列收藏了国际上的一些新媒体艺术的重要作品。

在奥赛，非常难得的碰到了好几个专题展，特别重要的一个是恩索尔回顾展，还有早期现代主义大师作品中关于这些艺术家的孩子们的作品展，这个展览虽然不大但很独特，他们居然能把毕加索画中的他儿子保罗手里拿的一个玩具的实物呈现在这幅画前。

在奥赛还有一个专题展，当时梵高、高更都喜欢在阿旺桥画画，这个展览就以阿旺桥这样一个地方作为主题，将当时在阿旺桥作画的一批艺术家的作品进行了重新组织，形成一个主题展。

在埃斯塔克一个私人的美术馆，我们赶上了波提切利的展览，这个展览最引人的一点是他们将波提切利的原作和从波提切利工作室出来的作品一起展出。还将波提切利相关主题的，比如画维纳斯的，跟其他画维纳斯主题的一些大师的作品放在一起展览。还比如把波提切利画侧面女性肖像的作品做为一个主题，与其他画同类题材的大师的作品放在一起作对比，等等。

记者：从中西方美术馆比较分析来看，二者之间最大的差异性在哪儿？
郭红梅：西方的美术馆历史悠久，从16世纪的珍宝馆发展而来，一直到19世纪成熟，其分工非常细，其实“museum”在咱们国家翻译成“美术馆”，主要是从日文翻译来的缘故，包括美学、美术史等这些称谓，都来自日文的汉译。在国外叫“博物馆”，专门陈列美术作品的可以叫“美术馆”。西方的美术馆是只陈列（原则上只买进不卖出），中国目前的美术馆主要还是做展览，几乎不做藏品陈列展，即使做，时间也非常短暂，因为我们没有条件，比如说场地啊、自己啊、藏品的历史序列问题啊等等。陈列与展览的区别主要在于，陈列一般是永久性的，展览则会不停的换。我们国家放古文物的博物馆做到了永久性陈列，但是我们国家的美术馆目前还做不到。收藏还是有的，也比较成序列，但是没有条件陈列。西方的美术馆基本上全是陈列，只不过现在为了适应当前发展，他们会拿出一层来做一些临时性的展览，但这是一种策略，不是他们的主要任务和目的。而西方的画廊基本上是只展览不陈列，买进再卖出，这两条线划分得非常专业，带有学科性质。我们现在的画廊发展得很快，但是美术馆的发展相对来说较慢，基本上还是以展览为主，没有达到它本来应该达到的职能，这是历史条件造成，不是三言两语能说清的，也不是十年八年能改观的。

记者：在那边，除了古典艺术作品和诸多大师的原作，有没有看一些当代艺术的展览？
郭红梅：看了，这些也是很全面的。像之前提到的卡尔斯鲁厄新媒体互动艺术中心，是最当代的。我们参观了法国的现代艺术馆，里昂市的当代艺术馆等，都是展示当代艺术的专门的美术馆。

记者：那我们国家的当代艺术和西方当代艺术的状态有什么差别？
郭红梅：从60年代到90年代，西方当代艺术越来越关注艺术与大众文化、消费文化、以及性别、种族、阶级、多元文化、殖民与反殖民或后殖民等的关系，强调参与社会建构，强调题材的社会性，对社会事件非常敏感。自从911事件以后，西方当代艺术有所回潮，不再特别强调反中心、反一元、也不太强调多元文化，很多艺术家都不再特别明显的做种族、阶级、性别为主题的艺术，这会涉及到很多比较麻烦的问题，很多话题都不能碰，比如911，因为可能伤害到整个美国人，所以艺术家们做时会小心，涉及到道德问题，就像我们国家对汶川大地震一样，做时要考虑人民对作品的情感接受。所以911事件之后，西方当代艺术最明显的变化就是逐渐转到多媒体艺术以及生态艺术，基本上就靠科技支撑了，不怎么涉及社会问题、敏感话题了，而转向高科技和关注生态问题，用易老师的话说是“无害艺术”，不会引起太多社会问题的争议。当然，对西方当代艺术的趋向的理解有多种，比如，前一段时间我协助美院美术馆做的两次摄影系列讲座，两位西方主讲人的话题刚好都是对西方当代艺术的发展趋势做学术思考，各有不同的结论。

西方新媒体艺术的发展离不开大财团的支持，比如卡尔斯鲁厄是由奔驰、宝马这样的大财团支持，研发出来的艺术品本身可能对他们的生产没有用，但艺术家们的创新思维被这些大财团拿来启发高科技试验。我们国家在这方面比较薄弱。我们的艺术基本上还处在制造社会效应的阶段，我们还在画热点。但西方从艺术史的角度已经过了这个阶段。

记者：我知道您也不是第一次去欧洲了，从您的经历出发，您认为欧洲的文化特征是？
郭红梅：我第一次出国在2005年，加上这次去，明显的感受是：欧洲跟美国很不一样，欧洲很古典，历史感强，文化品位高，所到城市不论大小几乎没有广告牌、没有霓虹灯、没有商标招牌。我们铺天盖地都是，把市容都破坏了。他们非常人文，而且对古文化建筑的保存也很完整。整个社会气氛安宁雅致，人非常少，很多小城街上几乎没有人。市民素质普遍很高，非常优雅。举个小例子，我们去的时候刚好快过圣诞节了，晚上每个城市的市政广场上都有圣诞集市，彩灯一照非常漂亮。人很多，但没有什么声音。你任何时候举起相机拍照，他们都会很耐心的等待，或者从底下钻过去，绝对不会遮挡你。他们走路都特别缓慢，不像美国那样街上的人急匆匆的，还有你问路，打招呼，他们都非常优雅。

在法国时，我们找不到去预定的酒店的路了，停车问一对老年夫妇，老太太从自家车里到我们的大巴上，详细讲了好一会，发现我们导游好像还是不明白，她就跟丈夫商量打我们去，她留在我们车上引路，她丈夫开车尾随我们，七绕八绕，好不容易到了，结果是相同名称的一家酒店，不是我们预定的那家，于是又重新上路，终于到酒店后，时间已经快一个小时了，这对夫妇看到我们终于到达目的地，可比我们满车的成员兴奋多了，手舞足蹈，象小孩子一样。我们的一位成员送一套苏州丝绸面料给他们表示感谢，他们开心之极，反过来一再感谢我们。

记者：这次欧洲之行你感触最深的是什么？有什么新的启发？或者对你的研究方向有什么样的帮助？
郭红梅：根据我个人的知识结构以及兴趣点，我和我的导师易英先生也多次探讨过，他建议我将来的研究方向可以围绕“视觉文化研究”做。因此，要从我的论文研究方向看我这次欧洲行的收获，就是卡尔斯鲁厄媒体互动艺术中心的考察。因为它本身就是视觉文化的一种呈现，我们也能用视觉文化这种视角研究新媒体艺术。我在读博士之前有过一年多在广东美术馆的工作经历，而且刚刚从那个环境里出来，所以这次对于参观这种美术馆的感触太深了，其实反而是偏离我目前的西方艺术史的研究，更接近我原先在工作中的学术思考。对于一个美术馆以及展览的呈现，对于一个展览的研究深入到什么程度，这给我感触特别深。国外做一个展览是以扎实的学术研究作为支撑的，他们有充足的时间，一般不着急，会从学术上先把这个展览定位得非常有艺术史的价值，起码会有一个学术上清晰的脉络，他们更多倾向于一种文献型的展览，资料收集得非常全，可能会做五年再呈现。我们在这方面比不起，暂且不说资金，其实国外也存在资金的问题，我们现在仅谈这种研究态度。他们的博物馆系统做出来的展览非常扎实。相对来说，我们就做得比较匆忙，包括展示效果、空间利用、灯光配置都存在比较大的问题。我在广东美术馆接近两年的工作经历，我个人从王璜生馆长那儿学到的更大的收获是他对展览展示非常重视，作品一定要呈现得非常漂亮，展览本身就是一件艺术品。怎么展示、说明标牌怎么做，灯光怎么打，作品与作品之间怎么陈列，这都不是艺术史的问题，而是博物馆学的问题，展览展示的问题。

记者:对这样的活动有些什么看法？
郭红梅：作为这样一种常规性的活动，易老师做了大量的工作，基本上已经固定下来了。这样的活动应该再多一些，给学外国美术史的学生多创造一点交流学习的机会，每年若有一次出国考察的机会，对外美史的学生来讲意义重大。像北大等学校外美史有这样常规性活动。我们已经是第三次了，两年一次，每次都有一个主题。这样的活动非常好，尤其是专家带着出去，能在考察前、考察中、考察后对这种体系进行梳理，这一点特别重要。

（郭红梅，女， 2007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获硕士学位，导师余丁教授。
2007-2008年在广东美术馆研究策展部工作。现为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博士研究生，导师易英教授。）

艺讯网记者：朱莉